我的读书生涯

潘硕珍

1974年出春天，我背上花书包走进了村学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我从别人那里借了一本课外读物《鸡毛信》，觉得和同名电影差不多。那时候，还不晓得自己读的是小说作品。接着，由老师出面收钱，从县城新华书店买来了《雷锋的故事》。这就是我除语文课本外，最早读的两本闲书。80年代初，我考进了山外的一所初级中学，从同村校友那里借到了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和《普希金童话诗》，读得废寝忘食。前者美妙的古典诗歌意境深深吸引了我，那种感觉就是苏轼说的“诗中有画”；而后者虽然是外国人写的，一样激发了我的想象力。一颗诗歌的种子，已悄悄埋进心灵的沃土中了，直到90年代出才发表出来。我又从堂伯父那里借来了繁体字竖排本《封神演义》，喜欢上了神话小说。说实话，以我当时贫乏的历史知识和语文理解能力，不能完全读懂文言文小说。以后又从女同学处借来了同样是繁体字竖排本的长篇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，因为我认识许多繁体字，习惯了从上到下再从右向左的读法。还读了71回本的《水浒传》，仅有十六回的《呼延庆打擂》（这是我读的篇幅最短的古典小说），但我没有像堂吉诃德一样走火入魔，分不清是非地去闯荡江湖。手头偶尔有钱，只能买价格便宜的连环画，根本不敢妄动买文学作品的念头。我学了《黄生借书说》，笃信：“书，非借不能读也！”师范读书期间，有机会借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，粗读了曹雪芹、巴金、臧克家、贺敬之、北岛、顾城、舒婷、普希金、叶赛宁、泰戈尔等人的小说诗歌作品，虽然没有激发起创作冲动，但充实了自己求知欲特别强烈的心灵。就从那时起，我养成了逢书店就逛的习惯（新华书店是我心中最高的殿堂。每次进城，无论多忙，都要抽空光临一回），看到自己喜欢的书，一定要孤注一掷地买下来，三番五次地阅读。渐渐的，我的课外书多了起来。让我最满意的书，是我参加工作以后，用第一个月的薪水，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楼梦》，属庚辰版本，共分三册。时至今日，关于这本书，我先后看了八遍，算得上《红楼梦》迷了！

1990年，我考进省内某教育学院进修，有了写诗的闲情逸致。也从此染上“喜新厌旧”的习气，非现代派文学作品不读，非现代派诗歌不写。对我的诗风发生重大影响的两本书是《美国自白派诗选》和《中国先锋诗选》。现在想来，我当时在读书问题上，态度过于偏执，导致了后来写作中的营养不良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从1992年进入县城一所完全中学教书，一直都在乐此不疲地读书，是由于我体会到了读书的无穷乐趣。写书的人，有早已作古了的，也有受地域限制的，我虽然见不到面，但我可以默读他（她）的作品，与他（她）进行沟通心灵的对话。他们的至理名言，帮助我走出思想误区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也给了我熨贴的精神安慰。我不敢奢想红袖添香的浪漫，只要有书相伴，即使子夜时分的窗外，下起巴山细雨，也不觉得孤独和伤感。读书和买书成了我的业余爱好。为从生活费中扣出买书的钱，我戒掉了吸烟的毛病（我从各地新华书店买的书，除去处理掉的，现已超过1000多本）；因为读书，我改掉了喝酒和赌博的恶习，认准文学创作才是我除教书育人外的生活情趣。我的卧室墙壁上，挂着一个长度不足一尺的镜框，里面夹着毛泽东聚精会神读古籍的照片。我的意图不言而喻，就是以伟人孜孜不倦的精神勉励自己，多读些有价值的书籍，充实自己的心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