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秦通过列举尾生、伯夷、曾参的事迹，和一个小故事，驳斥了那些道学家们对他的指责，也说明了自己好心没有好报的处境。道学家们实际上不懂政治，正象马基雅维利将政治科学从旧道德中分离出来一样，苏秦也指出政治活动不能用普通的仁义道德来评价，如果政治活动受到高尚道德的制约，那么政治上将一事无成、毫无作为。国家与个人不一样，国家之间由于无信义可言，就必须讲实力、讲策略、讲变通。国家之间是超越于日常道德的，所以被日常道德所不齿的威逼利诱、暴力欺诈会经常使用，不足为奇。阴谋诡计用在日常人事上，那是小人伎俩，而如果用在国家大事上，那是枭雄志士的雄才大略。何况苏秦等人违背日常道德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，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清名或利益。
其实战国时期之所以繁荣，战国策士们之所以功勋卓著，在于当时儒家思想还没有占居主流，在于策士们重功利而不重清名的功利主义人生观。儒家强调高行节义，但因此导致道德至上的虚骄之气充斥官场和社会中，而战国策士们的务实精神为国家增添了活力。善变敢说、运筹谋划不是在扭曲人性，而是在充分张扬人的智力、个性和气度，显露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。以辞锋相争，以智谋相夺，没有遮蔽道德虚饰的战国策士们的这种进取有为的功利主义人生观，在任何社会，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那些蒙蔽燕王的士大夫和卫道士们，标榜高行节义，却由于囿于教条而不能成事，困于日常道德而不能处理国际事务，甚至有的虚伪透顶，明里拿道义作攻击人的幌子，暗里玩弄权术诡计、大行尔虞我诈之本领。对一个国家来说，有害倒是这类人。
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原文
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，曰：“武安君，天下不信人也。王以万乘下之，尊之于廷，示天下与小人群也。”
武安君从齐来，而燕王不馆也。谓燕王曰：“臣东周之鄙人也，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，而足下迎臣于郊，显臣于廷。今臣为足下使，利得十城，功存危燕，足下不听臣者，人必有言臣不信，伤臣于王者。臣之不信，是足下之福也。使臣信如尾生，廉如伯夷，孝如曾参，三者天下之高行，而以事足下，不可乎?”燕王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有此，臣亦不事足下矣。”
苏秦曰：“且夫孝如曾参，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，足下安得使之之齐?廉如伯夷，不取素飡，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，辞孤竹之君，饿而死于首阳之山。廉如此者，何肯步行数千里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?信如尾生，期而不来，抱梁柱而死。信至如此，何肯杨燕、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哉?且夫信行者，所以自为也，非所以为人也。皆自覆之术，非进取之道也。且夫三王代兴，五霸迭盛，皆不自覆也。君以自覆为可乎?则齐不益于营丘，足下不逾楚境，不窥于边城之外。且臣有老母于周，离老母而事足下，去自覆之术，而谋进取之道，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。足下皆自覆之君也，仆者进取之臣也，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。”
燕王曰：“夫忠信，又何罪之有也?”
对曰：“足下不知也。臣邻家有远为吏者，其妻私人。其夫且归，其私之者忧之。其妻曰：‘公勿忧也，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。’后二日，夫至。妻使妾奉卮酒进之。妾知其药酒也，进之则杀主父，言之则逐主母。乃阳僵弃酒。主父大怒而笞之。故妾一僵而弃酒，上以活主父，下以存主母也。忠至如此，然不免于笞，此以忠信得罪者也。臣之事，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。且臣之事足下，亢义益国，今乃得罪，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，莫敢自必也。且臣之说齐，曾不欺之也。使之说齐者，莫如臣之言也，虽尧、舜之智，不敢取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