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乐府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七篇。“乐府”本来是西汉封建政府中的一个机构，“府”是官府，“乐府”就是管理音乐的官府。后来渐渐有人把这机构里所保管的歌曲也称为“乐府”，于是这两字就从一个官府的名称变成一种诗歌体裁的名称了。这种体裁的范围渐渐扩大，不仅包含汉代乐府机构里所创制和保管的作品，也包含后代作家学习这些作品而产生的新的诗歌。“乐府”和一般诗歌的区别本来在于它是配合音乐的，但后代所谓乐府诗却也包含不少与音乐无关的作品。刘勰在本篇中所讨论的，主要是合乐的诗歌，但也涉及少数不合乐的作品。
全篇内容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讲乐府的起源和乐府的教育作用。第二部分讲汉、魏、晋时期乐府诗的发展历史。第三部分阐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，并说明自己为什么在《明诗》篇之外另写一篇《乐府》的原因。
古代乐府诗不仅起源于民间，且乐府诗的优良传统，也主要体现在乐府民歌中。后来少数文人作家能写出一些较好的乐府诗，正与他们向优秀的乐府民歌学习有关。但刘勰本篇论述的却主要是文人的庙堂乐章，这是其严重局限。不过第一段曾说到老百姓的歌谣可以表达舆论，最后总结时也说过乐府来自民间歌谣；如果再和后面的《谐隐》篇联系起来看，刘勰对民间创作虽然重视不够，但和封建社会其他评论家比起来，他对民歌还是能够有初步的认识的。
（一）所谓“乐府”，是用宫、商、角、徵（zhǐ止）、羽的音调，来引申发挥诗意，又用黄钟、大吕等十二律来和五音配合。不但传说天上常奏《万舞》，而且上古葛天氏的时候也曾有过八首乐歌。此外如黄帝时的《咸池》、帝喾时的《五英》等等，现在都无从考究了。以后夏禹时涂山女唱“候人兮猗”，是南方乐歌的开始。有娀氏二女唱“燕燕往飞”，是北方乐歌的开始。夏代孔甲在东阳作《破斧》歌，是东方乐歌的开始。商代整甲在西河想念故居而作歌，是西方乐歌的开始。历代音律声调的演变,是很复杂的。一般老百姓唱本地的歌谣，采诗官借以搜集舆论，乐师则给这些歌辞制谱，使人们的情志、气质通过各种乐器表达出来。因此，晋国的乐师师旷能从南方歌声里看出楚国士气的盛衰，吴国的公子季札也能从《诗经》的乐调里看出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兴亡，这确是很精妙的。音乐本来是用以表达人的心情的，所以它可以透入到人的灵魂深处。先代帝王对此非常注意，一定要防止一切邪乱和失当的音乐，教育贵族子弟时，一定要选择有关政治功德的乐曲。因此，乐曲中所表达的情感，能感动天、地、人和春、秋四时；其教育作用可以远达四面八方。
（二）自从雅正的音乐渐渐衰落以后，淫邪的音乐便渐渐兴起。秦始皇时烧了《乐经》，西汉初年想恢复古乐。由乐师制氏记下音节，叔孙通定下礼容和法度。汉高祖时作《武德舞》，汉文帝时作《四时舞》，虽说是学习古代的《韶乐》和《大夏》，却也继承了秦代的旧乐，所以，中正和平的乐调便难于再见了。到武帝重视礼乐，建立乐府这个机构，综合北方的音节，采取南方的腔调，还有李延年以美妙的嗓音来配合乐律，朱买臣和司马相如用《楚辞》的体裁来写歌辞。像《安世房中歌·桂华》等乐章，文辞华丽而违反常规；《郊祀歌·赤雁》等作品，语言虽美而不合法度。河间献王刘德曾推荐古乐，但武帝很少采用，所以汲黯对武帝的《天马歌》表示不满。宣帝时所作的乐章，常常模仿《诗经》中的《鹿鸣》。到元帝、成帝时，渐渐推广淫邪的音乐。因为雅正的音乐不能适应一般人的爱好，所以难于发展。后汉的郊庙祭祀，由东平王刘苍写了新的歌辞；辞句虽文雅，但音节上却与古乐不同。到三国时魏的曹操、曹丕、曹睿，他们的气质高朗，才华美妙，用古题乐府写时事，音节也美妙而和平。但读了曹操的《苦寒行》、曹丕的《燕歌行》等作品，觉得里边无论叙述宴饮或哀叹出征，内容都不免过分放纵，句句离不开悲哀的情绪；虽然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，可是比之《韶乐》、《大夏》等古乐却差的远了。到了晋代，傅玄通晓音乐，写了许多雅正的乐歌，来歌颂晋代的祖先；张华也写了一些新的篇章，作为宫庭的《万舞》。但杜夔所调整的音律，节奏舒缓而雅正；而晋初荀勖所改制的乐器，音节却比较感伤而急促。所以阮咸曾批评他定的不协调，后来有人考查了古代的铜尺，才知道荀勖改的不对。可见和谐的乐曲之所以能达到精妙的地步，是要各方面相配合的。
（三）由此可知，诗句是乐府的核心，声律是乐府的形体。乐府的形体既然在于声律，那么乐师必须调整好乐器；乐府的核心既然在于诗句，那么士大夫应该写出好的歌辞来。《唐风》中说：“喜爱娱乐，不要过度。”季札称之为有远见。《郑风》中说：“男男女女互相调笑。”季札认为这是亡国的预兆。由此可见季札听《诗经》的演奏，并不仅仅是注意它的声调。至于后来乐府诗中，写缠绵的恩爱或者是决裂的怨恨；把这些不适当的作品制成谱，怎能产生良好的音乐呢？但是一般流行的，主要倾向于新奇的乐章。雅正的乐府诗是温和严肃的，人们听了都厌烦得打呵欠、瞪眼睛；对奇特的乐府诗就感到十分亲切，人们听了就喜欢得拍着大腿跳起来。所以诗句和声调都走到邪路上去，从此越来越厉害了。乐府的辞句就是诗，诗句配上声律就变成歌。声律配合辞句时，如果辞句过于繁杂，便难于节制。所以曹植说，左延年善于增减原作，太多了便删去一些。这说明歌辞应该注意精炼。试看汉高祖的《大风歌》，以及汉武帝的《李夫人歌》，辞句并不多，而歌唱者很容易配合音节。后来曹植、陆机等人，都写过较好的诗，但并没有令乐师制谱，所以不能演奏。一般人认为他们的诗不合声律，其实这是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挑剔。此外，还有传说黄帝令岐伯制《鼓吹曲》，到汉代又出现《饶歌》和《挽歌》等等；虽然内容有军事和丧事的区别，但都算是乐府的一种。还有缪袭的作品，也值得我们注意。从前刘向整理文章，把“诗”和“歌”分开；所以我现在另写这篇《乐府》，以表示其间的区别。
（四）总之，各种乐器产生种种动听的音乐，而好的歌词却是其中的主干。首先在乡村里产生了歌谣，宫廷中谱制成种种乐章。卓越的古乐很难继承，不正当的音乐却容易开展。从这里不仅看到了音乐的演变，更可看出礼法的盛衰。
乐府原文
乐府者，声依永，律和声也。钧天九奏，既其上帝；葛天八阕，爰及皇时。自《咸》、《英》以降，亦无得而论矣。至于涂山歌于候人，始为南音；有娀谣乎飞燕，始为北声；夏甲叹于东阳，东音以发；殷整思于西河，西音以兴：音声推移，亦不一概矣。匹夫庶妇，讴吟土风，诗官采言，乐胥被律，志感丝篁，气变金石：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，季札鉴微于兴废，精之至也。
夫乐本心术，故响浃肌髓，先王慎焉，务塞淫滥。敷训胄子，必歌九德，故能情感七始，化动八风。自雅声浸微，溺音腾沸，秦燔《乐经》，汉初绍复，制氏纪其铿锵，叔孙定其容典，于是《武德》兴乎高祖，《四时》广于孝文，虽摹《韶》、《夏》，而颇袭秦旧，中和之响，阒其不还。暨武帝崇礼，始立乐府，总赵代之音，撮齐楚之气，延年以曼声协律，朱马以骚体制歌，《桂华》杂曲，丽而不经，《赤雁》群篇，靡而非典，河间荐雅而罕御，故汲黯致讥于《天马》也。至宣帝雅颂，诗效《鹿鸣》，迩及元成，稍广淫乐，正音乖俗，其难也如此。暨后汉郊庙，惟杂雅章，辞虽典文，而律非夔旷。
至于魏之三祖，气爽才丽，宰割辞调，音靡节平。观其北上众引，《秋风》列篇，或述酣宴，或伤羁戍，志不出于杂荡，辞不离于哀思。虽三调之正声，实《韶》、《夏》之郑曲也。逮于晋世，则傅玄晓音，创定雅歌，以咏祖宗；张华新篇，亦充庭万。然杜夔调律，音奏舒雅，荀勖改悬，声节哀急，故阮咸讥其离声，后人验其铜尺。和乐之精妙，固表里而相资矣。
故知诗为乐心，声为乐体；乐体在声，瞽师务调其器；乐心在诗，君子宜正其文。“好乐无荒”，晋风所以称远；“伊其相谑”，郑国所以云亡。故知季札观乐，不直听声而已。
若夫艳歌婉娈，怨诗诀绝，淫辞在曲，正响焉生？然俗听飞驰，职竞新异，雅咏温恭，必欠伸鱼睨；奇辞切至，则拊髀雀跃；诗声俱郑，自此阶矣！凡乐辞曰诗，诗声曰歌，声来被辞，辞繁难节。故陈思称“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，多者则宜减之”，明贵约也。观高祖之咏《大风》，孝武之叹《来迟》，歌童被声，莫敢不协。子建士衡，咸有佳篇，并无诏伶人，故事谢丝管，俗称乖调，盖未思也。
至于轩岐鼓吹，汉世铙挽，虽戎丧殊事，而并总入乐府，缪韦所改，亦有可算焉。昔子政品文，诗与歌别，故略具乐篇，以标区界。
赞曰∶
八音攡文，树辞为体。讴吟坰野，金石云陛。
《韶》响难追，郑声易启。岂惟观乐，于焉识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