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仪是个无所不用其极、心肠较为歹毒的说客，所以他的游说，大多以势压人、威逼利诱、恐吓敲诈。威逼是为了拆散合纵联盟、强迫楚国放弃与秦国敌对的外交政策，利诱是为了树立连横同盟、拉拢楚国加入连横战线、侍奉秦国。虽然张仪是在纸上谈兵、用语言说出秦国伐楚的军事部署，但武力的威慑、军队的逼近、战争的硝烟，仿佛已近在眼前，构成了谈判、交涉时的巨大筹码，足以引起楚王的恐惧，最终迫使楚国就范的，实际上就是这种语言背后的暴力威胁。
在用暴力威胁的同时，张仪批驳了一番论敌，指出了苏秦人格上的缺陷，借此污损敌人。并指出了合纵战略的致命弱点：用弱国去进攻强国，会使弱国越来越弱。对领军人物和战略观点的批判，使合纵战略成为无根之木。
其实暴力威胁和批驳合纵都是在“破”，如果仅有“破”而没有“立”，那么对方就看不到出路，就不能真正就范自己的意图。所以张仪在一整段“破”之后，开始了“立”，指出了连横事秦的众多好处，诱之以利，使楚王看到了放弃合纵、改用连横的光明前程。于是很快就被张仪说服了。
“福兮祸所伏”，以利诱之，实质上是以利害之。楚国的亡国为期不远了。
张仪为秦破从连横原文
张仪为秦破从连横，说楚王曰：“秦地半天下，兵敌四国，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。虎贲之士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如丘山。法令既明，士卒安难乐死。主严以明，将知以武。虽无出兵甲，席卷常山之险。折天下之脊，天下后服者先亡。且夫为从者，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。夫虎之与羊，不格明矣。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，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。
“凡天下强国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两国敌侔交争，其势不两立。而大王不与秦，秦下甲兵，据宜阳，韩之上地不通；下河东，取成皋，韩必入臣于秦。韩入臣，魏则从风而动。秦攻楚之西，韩、魏攻其北，社稷岂得无危哉?
“且夫约从者，聚群弱而攻至强也。夫以弱攻强，不料敌而轻战，国贫而骤举兵，此危亡之术也。臣闻之，兵不如者，勿与挑战；粟不如者，勿与持久。夫从人者，饰辩虚辞，高主之节行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，卒有楚祸，无及为已，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。秦西有巴蜀，方船积粟，起于汶山。循江而下，至郢三千余里。舫船载卒，一肪载五十人，与三月之粮，下水而浮，一日行三百余里；里数虽多，不费马汗之劳，不至十日而距扞关；扞关惊，则从竟陵已东，尽城守矣，黔中、巫郡非王之有已。秦举甲出之武关，南面而攻，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三月之内。而楚恃诸侯之救，在半岁之外，此其势不相及也。夫恃弱国之救，而忘强秦之祸，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之患也。且大王尝与吴人五战三胜而亡之，陈卒尽矣；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。臣闻之：攻大者易危，而民弊者怨于上。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，臣窃为大王危之。
“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尉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，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。楚尝与秦构难，战于汉中。楚人不胜，通侯、执珪死者七十余人，遂亡汉中。楚王大怒，兴师袭秦，战于兰田，又却。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。夫秦、楚相弊，而韩、魏以全制其后，计无过于此者矣，是故愿大王熟计之也。
“秦下兵攻卫、阳晋，必开肩天下之匈，大王悉起兵以攻宋，不至数月而宋可举。举宋而东指，则泗上十二诸侯，尽王之有已。
“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，封为武安君而相燕，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。乃佯有罪，出走入齐，齐王因受而相之。居两年而觉，齐王大怒，车裂苏秦于市。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，而欲经营天下，混一诸侯，其不可成也亦明矣。
“今秦之与楚也，接境壤界，固形亲之国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，楚太子入质于秦，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，效万家之都，以为汤沐之邑，长为昆弟之国，终身无相攻击。臣以为计无便与此者，故敝邑秦王，使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下风，须以决事。”
楚王曰：“楚国僻陋，托东海之上。寡人年幼，不习国家之长计。今上客幸教以明制，寡人闻之，敬以国从。”乃遣使车百乘，献鸡骇之犀，夜光之壁于秦王。